工頭堅部落 | 時代的風 | 三導遊記夫

算起來，大概有十多年沒有拍過大頭照了。

誇張？一點也不。我身分證上面那張照片，是退伍隔天、為了應徵工作特別去拍的，當時是民國七十七年；我那稍嫌瘦削黝黑的臉龐配上白襯衫，帶著一股對未來充滿希望的英氣﹝這是朋友說的﹞；後來凡是用得到大頭照的時候，一律都用那一百零一張應付。

當然，這期間有幾回為了出國辦簽證，必須交出「近照」，我的造型又已不復當年般樸素精神；又是燙髮、又是蓄鬚，只得花錢到SOGO地下樓的快照應付了事。那種四張一組的快乾相片，通常是在通宵熬夜的工作空檔拍的，不是蓬頭垢髮、就是眼框發黑；除了在每次出入境時引來海關官員「關愛的眼神」之外，也沒什麼保留的機會和價值。

就這樣，從二十跨入三十代，我幾乎沒留下什麼像樣的照片，人生就這麼恍恍惚惚過了。

儘管自己走的是影像製作這一行，我一直對平面攝影師懷抱著一份崇敬與憧憬；尤其是人像攝影師。總覺得能在時間的流轉中，留住那一瞬間的光影，是一件近乎魔術般的奇技。在拍攝音樂錄影帶的經驗中，我對於如何隨著音樂與歌手的節奏「搖鏡」，算是有相當的品味與心得；可真要我拿起相機，我照樣搖個不停，出來的相片也就少了那一份將時間與感情瞬間凍結的「凝」。

不久前才過世的古巴攝影家阿爾貝扥‧科達﹝Alberto Korda﹞，在1960年3月5日、當卡斯楚與其他領導人在廣場上對群眾發表演說時，「科達的鏡頭掃過格瓦拉﹝Guevara﹞時他看到切﹝Che﹞頭顱微楊，面容嚴峻，那片刻的表情正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性格特徵。科達按下了快門，這就是那張後來在世界範圍內流傳最廣的切的照片。」(*)

時至今日，這張照片早已被製成旗幟、T恤、海報、貼紙....等無數形式，流傳在任何一處帶著革命理想色彩﹝例如，我的桌面﹞與資本主義商品傾銷的地方。科達生前還為了切的肖像被拿來當作酒商廣告，發起國際官司；想想看，如果不是當時科達正好在那個極特殊的仰角、極特殊的時刻，精準的按下快門，又如何能將切眼神與嘴角中那悲劇性的革命熱情，完全呈現在世人眼前、鼓動著一代又一代對於正義與公理的堅持？

另外一位令我心折的攝影家上野彥馬﹝Hikoma Ueno﹞，生逢日本近代史上最激盪人心的「幕末維新」時代﹝德川幕府末期→明治維新時期﹞，以自修的外語﹝荷蘭文﹞學會了化學原理與攝影技術，於1862年在長崎開設了日本第一家「寫真館」，為當時奔走於維新的志士們留下了不滅的影像。在他所拍攝的一張英語學院的合照中，幾乎囊闊了日本近代史上所有名人：勝海舟、版﹝土反﹞本龍馬、伊藤博文、西鄉隆盛、大久保利通、高杉晉作、桂小五郎....等；可以這麼說，在那一張相片中，凝聚了日本之所以成為亞洲第一強權的意志。這樣的機緣----如果彥馬當初知道這些人對後世的日本﹝甚至全亞洲﹞的影響----無論是好是壞；他的手會不會如我在打這段文字般，顫抖？

所以當我和家人在日前整理阿公剩下的遺物時，格外珍惜的，就是他的相簿。在過去攝影風氣尚不是那麼普遍時，到相館照張「大頭照」，總得鄭重其事、衣冠楚楚；也因此留下了每一個時期的家族映像。當阿公在五、六年前將他最後一張特別去拍攝的相片、和過世二十年的阿嬤的黑白相片一齊交到我手上時，我含著淚，理解了他的用意。自此以後，阿公日漸衰老，再不是當年相片中那意氣風發的闊氣男子，直到身故。

今天早上，我意外晨起，到附近的四號公園跑了一圈之後，回家躺了一會，然後翻身躍起、剃鬚整裝，到家對面的快照館，留下了這張睽違十數年的大頭照。照片中的我，和當初退伍時比起來，發福了一些、蒼白了一些；新近染成金色的髮稍也湮沒在新長出的黑色髮稍上。就像當年那張大頭照帶著我走過人生中最昂楊曲折的一段插曲般，這張照片將帶著我飛向大洋彼端、一段我無從想像的新人生。人啊，當趁年少時，留下那不再回來的一刻時光。

勿忘影中人。

(*) 摘自程映虹著，「卡斯特羅傳」，頁152